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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打错了号码吧。
我有一点点怀疑是沥川。将手机捧在手心里等待。
足足一个小时过去了，电话再也没有响过。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却越跳越快。虽然这最有可能是沥川的电话，我却告诉自己不要接。
我已经给了他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结束了。
沥川，你知道结束这一切，对我来说有多难吗？
难道，为了一个电话，一切又重新开始？
又过了十分钟，还是没有任何动静，我莫名其妙地焦虑起来，心跳如狂，烦躁不安。终于，我无法克制地将这个号码回拨了过去。
沥川，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最后一次！
只要你要我回来，哪怕只是一个眼神，我就回来！
铃声响了三下，没人接。我大怒，怀疑是不是有人恶意骚扰。紧接着，进入自动留言信箱，中文的、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重复着同一句话：
“你好，我是王沥川，我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有事请留言。”
磁性的中音，充满魅力的声音。
那么，是他。
我挂掉电话，再拨。一连拨了十次，终于接通了。
那边传来嘈杂的声音，一个很粗的男声冲着话筒大声说：“你是谁啊？”
“我找王沥川先生！请问您是哪位？”
“我不知道谁是王沥川，”那人说，“只知道这里有个喝醉的人，电话不停地响。他是你的朋友吧！”
“喝……喝醉？！”我的头一下子大了，“请问您在哪里？这人是我的朋友，非常重要的朋友！请告诉我您的地址！”
“狼欢酒吧，h大街上的那个，你知道吗？”
怎么不知道？就在我第一次遇到沥川的那个咖啡店附近。纪桓是那里的常客，沥川以前也常去。
“知道知道！”
“你快来接他吧，看样子，他醉得不轻。”
沥川绝对不能饮酒，一滴也不行，不然会有性命之忧。这是rené和霁川反复告诉我的。我已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抓起手袋，冲出大门，忘记带拐杖，差点摔个跟头。我到大街上拦出租。一进车门就交给司机两百块钱，让他到了狼欢在门外等我。
司机在我发狂的催促下，十五分钟之内赶到了狼欢。
酒吧不大，灯光昏暗，人声低喁，人来人往。清一色的男人，有老有少，连服务生都是男的。前台乐队的鼓声覆盖了一切，有个学生模样的歌手，用淳厚的中音唱一首古老而伤感的英文情歌。很多人围在一边，给他鼓掌。
服务生带着我在一个靠墙的角落找到了沥川。他趴在桌子上，旁边放着一小杯酒，当中有一颗橄榄。
我问服务生：“这杯酒有多少？他全喝了吗？”
服务生摇头：“这是马提尼，度数不大，也没多少，给他送来的时候就只有这么多，他最多喝了一口。”
沥川酒量不差，绝不至于喝一口酒就醉掉。可是沥川趴在桌上，一动不动，好像真是醉了。
我轻轻地推了推他，在他耳边叫道：“沥川，沥川！”
他没有醒。
我又用力地推了推，他猛然抬起头，目光散乱。
“沥川？”
他微微睁开眼，迷离得看着我，好像不认得我。
我拍拍他的脸，又摸摸他的额头，有点烫，但不算是发烧：“沥川，沥川，你怎么啦？”
沥川继续不理我，又趴回桌子上了。倒是一旁的服务生说：“醉了的人都是这样，你把他带回家，喝点浓茶醒醒酒就好了。”
“不对吧，他连一杯酒都没喝完，怎么可能醉了呢？”
“他是来这里找朋友的嘛，不一定只喝自己杯中的酒啦……肯定是醉了，我百分之九十九地肯定。”
我把另一张桌上的蜡炬拿过来，在沥川的脸前晃了晃。他正在出汗，满头大汗。我握了握他的手，手心是湿的。我又去推他，他忽然开始说话了，呓语一般，法语混着德语……好几国语言，都乱了套了。
“我说是醉了吧，都说醉话了。”服务生在一旁说。
总之，得先把人弄走。我说：“我已经叫好了出租车，能不能麻烦你帮我把他扶到车上？”
“他……还没付账。”
“多少钱？我来付吧。”
“我去查一下。”
过了一分钟，他走过来说：“对不起，他是vip客户，用的是年卡。你不用替他付账。”
说罢他去叫来两个大块头的保安，将沥川连扶带抱地送上了出租。
“小姐，去哪里？”司机问。
“港奥中心瑞士酒店。”
车稳稳地开了，可是沥川的样子却越来越不对劲。他原本一直胡言乱语，渐渐地开始急促地喘气，渐渐地，话说不出来了，只剩下了沉重、吃力地呼吸声。
我拼命敲司机的椅背，对着他大喊：“大叔！不去瑞士酒店了！他……他不行了！得马上去医院！越快越好！”
“最近的医院是协和。”司机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也觉得情况严重：“别是酒精中毒，这可是会死人的！”
我心跳如狂，紧紧地抱着沥川。喃喃地，一遍一遍地叫他的名字：“沥川，沥川，沥川……”
他浑身软绵绵的，像婴儿一样无助地靠着我。
我用手试探他的呼吸。非常急促、非常吃力。
这当儿，我想起来一个人，连忙打手机找rené。
电话响了一声就通了。
“安妮！”
“rené！沥川出事了，他不对劲，我正送他去医院急救，你快来！快点来！”
“沥川在你那里？我正四处找他呢！哪家医院？”
“协和。”
“安妮，保持镇定，我马上就到。”
到达医院时，沥川已经完全昏迷了。
一群人将他送进急救室抢救。为首的是一位中年医生，非常干炼，迅速检查了他的身体，对手下的人吩咐：“急性呼吸衰竭。马上做气管插管，上呼吸机。”
说完这话，我便被一个护士拦到了门外，她问我沥川的病史，我把我知道的全告诉她了，急性肺炎、严重贫血、血型、呕吐……她给了我一堆表，要我填写。
我双腿发软、浑身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几年前父亲病危的情景再次浮现眼前。我拄着拐杖，退到墙边，紧张地大口喘气。
神色未定，急救室的门忽然开了，那个中年医生叫道：“哪一位是谢小秋？”
我冲过去应道：“我……是我……”
“我是倪医生。请问，你和病人是什么关系？”
“女……女朋友。”
“是这样，我们刚给病人做了气管插管，上了呼吸机。在拍胸片确认插管位置时，发现他的胸口有内植式中央静脉导管，单侧肺组织形态不整。这些都不在你写的病史上，请问他的病情你了解多少？”
我傻掉了。结结巴巴地问：“什么内植……导管？我……我不知道他的病史。他不肯告诉我。”
“对不起，我现在没时间解释。他还有没有别的家属？”
“有，有，是个外国人，正往这儿赶！我这就打电话！”
我拿出手机准备拨号，看见rené从门外一头大汗地跑了进来。我向他招手大叫：“rené！快过来！这位医生需要知道沥川的病史！”
rené急切地用英文问我：“那个……医生懂英文吗？”
“我是翻译，你说，我来翻。”
“对，对，我糊涂了。”
“alex是osteosara二期。”
天啊，哪壶不开提哪壶，其实医学词汇多年前我有专门背过，进了cgp之后，脑子就被建筑学词汇塞满了，一时转不过弯来。所幸我还知道分析词根，“osteo”是骨，“sara”是恶性肉瘤，结合在一起指的是什么，有否专门术语来指称，就不知道了。
rené见我迟疑，补充了一句：“bonecancer（译：骨癌）。”
我的身子猛地一晃，“当”地一声拐杖掉到地上，他及时地扶住了我：“你不要紧吧？”
我摇了摇头。rené也太小看我了。这种时候的我岂敢昏厥？
定了定神，我对医生翻译：“病人曾患有骨癌，osteosara，二期。”我把英文重复了一遍，协和是北京最好的医院，这里的医生对医用英语应当不陌生。
“alex十七岁查出骨癌，做了截肢手术和化疗。二十五岁那年发现肺转移，做了肺叶切除。”rené继续说。
我麻木地翻译着，好像一个死刑犯在听最后的宣判。
“经过三年的化疗，癌症暂时控制住了，没有复发。”他顿了顿，看了我一眼，说：“可是，化疗的过程中，医生又发现他白细胞减少、免疫力降低。后来红细胞也渐渐减少，贫血症状明显。”
翻译到这里，那个医生已知道了大半，问道：“是不是mds？”
我不知道什么是mds，看了看rené，rené显然知道这个词，他点头：“是的。”
“哪个型的？”
“ra。”
医生神情凝重，将我拉到一边，递给我一张纸，沉声说：“病人病情很危险，你们要有心理准备。这是病危通知，你签个字吧。”
说完，他就回急救室了。
我接过那张纸，只觉金星乱冒，半天都看不清上面写的字。我揉揉眼睛，逼着自己往下读：
病危通知书
诊断：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衰竭。
尊敬的患者及家属：
你好，你的家人现在在我院治疗，目前病情严重，随时可能进一步恶化危机生命，特此告知。请予以理解并积极配合医院的抢救治疗。尽管如此，我们仍会采取有效措施积极救治，如果你还有其它要求，请在您接到本通知后立即告诉医生。
患者或家属签字：
交代病情医生签字：倪永康
我将通知书逐句译给苦笑，说沥川像这样的病危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他们家人、朋友的神经，除了老人之外，已被锻炼得很坚强了。
我倒在守候室的椅子上，身子不断地发抖，震惊得半天说不出一个字。
rené一直紧紧地拥抱着我，用断断续续的中文安慰我：“alex不会有事的，alex福大命大，一定不会有事的。”
我凝视着急救室里隐约的灯影，心中默默祈祷。
无论如何，这样的等待都太可怕了，里面传来的每一个响动都让我惊恐。门上的挂钟无声地移动，每根指针都是一把剑，向我刺来。
等了很久很久，几乎半个世纪吧，墙上的指针告诉我只过了十分钟。
觉察到我的身体仍在不停地颤抖，rené去买了一瓶果汁递给我，让我喝一口，说这样可以减轻压力。
我满头冷汗地看了他一眼，神经已紧绷得快要断掉了。我摇头拒绝，什么也不想喝。甚至感到胃部在不停地翻腾，有一种呕吐的感觉。
为了转移注意力，我深呼吸一口，捅了捅正在用含糊不清的法语念着某种经文的rené：
“哎，rené，沥川的病，你再讲详细点。”
他回过神来，反问：“刚才那些，你听了还不够？还不怕？”
“不够。你说了一大堆术语，我对付着听了个半懂。”我说，“这么说，沥川的腿，不是因为车祸？”
“是车祸发现的。”rené说，“那年沥川的妈妈开车带他去买东西，半道上出了车祸。他妈妈死掉了，他的大腿受了轻伤，可是好久也不好，还痛得要命，接着就查出了骨癌。恶性的。当时医生说，情况太严重，就算做手术也没什么机会。于是就进行了保守的化疗。”
“……”
“那时，大家都以为alex只有几个月的活头了，一家人伤心得要命。想不到化疗之后，运气不错，alex的病情竟然迅速好转。于是他父亲就带他到美国去看一位名医。那位名医认为还有机会做一个大胆的手术尝试。于是，alex做了高位截肢。手术之后继续化疗，恢复得很好。有整整八年没有复发。在这些年中，连医生都告诉我们，alex的癌症已经根治。虽然走路不方便，可是，他可以像一个常人那样生活，不必成天担心死神的降临了。”
瞬时间，故事所有环节在我的记忆中一环一环的扣上了：“六年前，沥川突然离开我，是不是因为他的健康再次恶化？”
rené点头：“沥川每半年都会回医院做例行的检查。那一年回瑞士，他被查出癌症转移到了肺部。你知道，骨癌肺转移的成活率非常低。这等于向他宣判了死刑。他说，你当时正在热恋之中，只有十七岁，不忍心告诉你，怕你伤心。他更不想让你看见他受苦的样子，宁愿你恨他一辈子。所以，他下定决心离开你。”
我咬着牙，不让自己抽泣出声：“那他……那五年……是不是过得很苦？”
rené叹了一口气，点点头：“医生对转移的病灶进行了肺叶切除，之后他经过了整整三年的化疗。人瘦得脱了形，头发也掉光了，非常虚弱，连站起来力气都没有。说真的，他的样子完全变了，就算你见了，也不会认得他。化疗的副作用很可怕，此外，他还有骨痛和幻肢痛，有几次，实在太痛苦，他想一死了之，却又怕他父亲和爷爷奶奶们伤心。总之……那三年，若不是有你的email，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熬下来的。”
不知不觉，我的脸上满是泪水：“那他为什么不给我回信？至少我可以劝劝他，陪他说说话，替他宽宽心也好啊！”
“alex下了决心的事，是不会改变的。”rené叹道：“alex的意志无比坚强，不然也不可能和癌症斗争那么多年。安妮，你做好准备，等会儿他醒了，知道你已经了解了一切，他还是不会改变主意，还是会要你走。”
我看着rené，吸了一口气，继续问：“rené，什么是mds？”
“myelodysplasticsyndrome（译：骨髓增生异常综合症）。”他说，“是一种造血细胞异常增生分化所导致的造血功能障碍。我不知道中文应当怎么翻译。”
“造血功能障碍？”我还是不懂。
“简单地说，就是一种非常难治的贫血症。可能是由于alex的长期化疗引起的。这种病有百分之三十的可能性会转变成急性白血病。所以alex的免疫力特别低，生活需要特别小心。任何一次感染或出血，都有可能导致死亡。”
我想起了那次沥川跳下垃圾箱，手臂流血，他哥知道之后，像发了疯似地骂他。
“因此沥川每天都要吃药？吃那些让他呕吐的药？”
“是啊。他每天早上要吃一种药，防止骨质疏松。因为骨癌和化疗使他的骨质产生了变化，很容易骨折。每天饭前三十分钟他还要空腹吃下另一种药，排铁。”
我觉得rené对这些术语的了解，只怕已让医学院的学生们羞愧了。
“排铁？为什么要排铁？”
“为了治疗mds，alex需要定期输血。长期输血会导致体内的铁超负荷。为了防止铁中毒，alex需要服用排铁剂。这种药叫作deferasirox，对胃和消化道的刺激很大。吃下之后很容易恶心、呕吐。”他再次叹气，“alex特别不想你知道他有mds，因为你有晕血症，而他，动不动就要去验血、输血，严重的时候每周一次。”
“就没有一种可以完全根治的办法吗？”我着急地问，想起以前看过的各种悲情电视剧，《血疑》之类，“比如骨髓移植什么的？他不是有哥哥吗？”
“骨髓移植讲究的是hla的位点配型。霁川很愿意捐献骨髓，可是他的骨髓不合适。就算移植了，成功率也很低。alex已经申请了骨髓移植，可是，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找到理想的配型。”可能是被我问累了，rené眼观鼻，鼻观心，专心看自己的大拇指去了。
我在病危通知单上签了字。看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男人，满头银发，匆匆向急救室走来，边走边穿白大褂。rené站起来，向他迎了过去：那人似曾相识，仔细再看时，我猛然想起他就是几年前和沥川在咖啡馆里喝咖啡的老人，我还记得沥川叫他龚先生。
那人站住，冲我点了一个头，对rené直接说英语：“怎么样？正在抢救？”
“嗯，”rené说，“是感染性休克，急性呼吸衰竭。”
“是呼吸道感染引起的吗？”
“可能是。这一段时间他咳嗽得很厉害，我让他去医院，他不肯，还冲我发火。估计是心情不好。”
“我先进去看看再说。”说完，他就到急救室去了。
我问rené这人是谁。
“哦，他是协和医院的龚启弦教授，著名的肿瘤专家。是沥川在北京的主治大夫。以前沥川的父亲在中国心脏病发作，龚教授曾救过他的命。所以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之后，我立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让他过来一下。他对沥川的病情非常熟悉――”
正说着，急救室的门忽然打开了，龚启弦走了出来。
我和rené同时从椅子上跳起来：“怎么样？”
“情况暂时稳定。已经把他送进icu继续观察。目前沥川靠呼吸机维持呼吸，靠升压药维持血压。为了上呼吸机，我们用了镇静剂，所以他还是不省人事。――这回幸亏送来的及时，不然小命就交待了。”
我和rené更换了衣服、戴上了口罩、经过一道道严格的消毒程序，一起进入icu病房。果然和我梦见的一样，沥川半躺着，脸色苍白，双目紧闭，全身上下，插满管子。
“你们可以在旁边陪伴，不过，不要动他，也不要碰他。会有专门的护士来护理。我建议你们坐一会儿就走，明天再来。反正不撤掉呼吸机，他不会清醒，你们也帮不上任何的忙。”他指着一旁的两个沙发，示意我们坐下，“我还有一个病人在二楼，过会儿再来，有急事给我打电话。”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rené看着我的腿，终于问：“安妮，你的腿怎么了？”
“我出了车祸。骨折。沥川没有告诉你，是吗？”
“没有。”rené说，“难怪他这段时间心情不好，跟吃了火药似地。天天晚上拉我去逛酒吧。他又不能喝酒，就坐在酒吧里发呆，整晚整晚地不说话。后来我要读资料就没再陪他，他经常自己去。”
“我知道，”我叹息，“他的心很苦，――他太会折磨自己了。”
icu病房只允许有一位陪客，rené对我说：“你的伤没完全好，不如我们都回去，明天早上再来看他吧。”
“rené，你先回去吧。我在这里待一会儿。每次见到沥川，沥川都让我走。现在，让我好好地陪陪他吧。”
我在沥川的身边，一直坐到天亮。其实，我没什么可担心的。护士每隔十分钟过来看他一次，检查输液和排尿的情况。每隔三个小时，灌一次鼻饲。每隔两个小时，还会替他翻一次身。沥川的嘴半闭着，一根四十厘米长的软管从口腔一直插到气管的底端，胸膛在呼吸机的支持下，缓缓起伏。我看见一个医生走进来，检查了他的情况，又将另一根几乎同样长短的软管插进去，定期吸痰。这么痛苦的程序，床上的沥川看似毫无知觉。他只是静静地躺着，肌肤苍白得近乎透明，甚至发出幽幽的蓝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蓝光其实来自于呼吸机上的显示器，上面的字数不断地跳动着，很生动、很欢快，好像某个动画片。这一夜，我的眼睛几乎是一眨不眨地看着沥川。看着他蜡像般地躺着、生命的迹象仿佛消失了一样。我忍不住每隔一个小时，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地摸摸他的头发，又摸摸他的脸，以确信他还好好地活着。
早上五点，那个龚医生进来了，对我说：“你还是回去休息一下吧，或者至少吃点东西。二楼有餐厅。”
我对他笑了笑：“不了，我不饿。”
从小到大，我都不怎么相信机器。我仔细聆听呼吸机的声音，怀疑它会出故障，不再供给沥川氧气。又怀疑那个四十厘米的软管会不会被堵住，让沥川窒息。我观察点滴的数量，怕它太快，又怕它太慢。每次蜂鸣器一响，我都以第一速度冲向护士，弄得她们有点烦我……
沥川在icu里一共躺了七天。第三天血压才开始稳定，医生撤掉了升压药。第七天呼吸功能才有好转，撤掉了呼吸机，镇静剂一停，沥川很快就苏醒了。可是他一时还不怎么能说话。看见了我，指尖微动，我紧紧地握住他。
陪了沥川七天七夜，除了吃饭、上厕所，我没离开过icu，每天睡不到三个小时，都是在沙发上打盹。rené白天过来看我，觉得我不可理喻。他说沥川在瑞士一切都有护士，家里人和亲戚不过是轮流地去看他，陪他说说话什么的。大家都很忙，沥川住院又是家常便饭，看完病人大家就各忙各的去了。没有谁像我这样，不分昼夜、寸步不离地守在床前。他说我纯粹是瞎操心、浪费时间。
“咱这叫‘中国式关心’，你懂吗？”我抢白了一句。
“所以我每天都来看你。我觉得alex不需要我看，你需要。”rené调侃。
我问rené，霁川知不知道沥川又病了？rené摇头：“我可不敢告诉霁川，那个暴君。如果他知道alex又躺进了icu，肯定在第一时间把他弄回苏黎世软禁起来。他们哥俩又要大吵大闹。以前大家都还向着沥川，这一回肯定不会了，全家都要对alex宣战。”
我迷惑了：“为什么呀？”
“你们这对傻鸳鸯，alex为了你，向全家人宣布他决定不再回瑞士了。他说他自己时日不多，愿意死在中国，葬在北京。他已选好了墓址，连墓碑上的话都想好了。”rené闭上眼，好像面前有一具棺材，然后用牧师的声音说，“这里睡着王沥川。生在瑞士、学在美国，爱上了一位中国姑娘，所以，死在中国。阿门。”
仿佛为了配合rené的剧情，床上的沥川一动不动，双眸紧闭，平静安详。
我无限心酸。
苏醒的时候，沥川很虚弱，还不怎么能说话。虽不需要呼吸机，仍需要吸氧。护士在他身边忙来忙去。我双腿盘着，坐在一旁的沙发上，继续打盹。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icu里送进来一个病人，大声地呻吟，把我吵醒了。
睁开眼，看见护士正在帮沥川翻身。他的皮肤苍白得没有半分生气，身上缠绕着各种管子，他好像被卷在一团乱麻之中。翻好身后，护士用凡士林拭擦他身体受压的部分。我过去将床铺弄平整，协助护士将几个枕头塞在沥川的背后。
正在此时，沥川忽然张口对着护士耳语了几句，护士没听清，他又说了一次，护士就离开了。我们相互对视着，一时间都不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so，你是，我的家属，”话音很轻，声音嘶哑，几乎每个字都有重音，“sincewhen？（译：从何时开始的？）”
没想到一睁开眼的沥川就那么咄咄逼人，我蓦然失语了。
“不是说，你，要离开北京吗？”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为什么，还没走？”
“你能少说几句不？”我没心情也没胆子和刚刚抢救过来的病人斗嘴。
护士长来了，尴尬地对我说：“对不起，谢小姐。这位病人说你不是他的家属，要求你立即离开icu。”
我站起来，怒极攻心，几乎想掐他。只觉眼前一阵发黑，身子不由得晃了晃。
护士长及时地扶住了我，将一旁的拐杖递过来。我气得手直哆嗦，拾起沙发上的手袋，将床边小柜上我的手表、手机、钥匙、口杯一股脑的收进袋中。
护士长忍不住替我解释：“王先生，您可能不大了解情况。您是这位女士送来急诊的。她在这里守了你七天七夜，几乎没合眼。您说，她不是家属。”她指着对面房间里躺着的一位老人，嗓音有点激动，“看见那位老爷子了吗？他的三个儿子都来了，在病床前面，为医药费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跺跺脚，一刻钟功夫，全走光了。他们倒真是亲人，您说是家属吗？”
沥川不为所动，双目直视天花板，沉重地喘气：“我要她……立即离开。”
他的脸痛苦地抽搐了一下。蜂鸣器顿时一阵乱叫。一群护士冲进来，为首的是值班医生。
护士长连忙对我说：“谢小姐，病人情绪不佳，情况也不好，你还是回避吧。”
说罢，不由分说地将我拉出了icu。
过了一个小时，护士长出来了。见我仍旧守在门外，也不坐，撑着拐杖伸长脖子往里看，苦笑着摇头。
“他怎么样？没事吧？”我赶紧问。
“暂时脱离危险。我们已经把他转入普通病房了。你还是回家歇会儿吧，至少好好地睡一觉。”
“哪个病房？”我问。
“407。”
“我去看看。”我拔腿就走。
“唉――”身后再次传来护士长的叹息。
407是单间隔离病房。
我悄悄地走进去，以为沥川睡着了。不料，他竟睁着眼，迅速地发现了我。
迟疑片刻，我走上前去，轻轻地摸了摸他的额头。
“hi――”我心疼坏了，顾不得生气，声音不知不觉地温柔了，“你觉得好些了吗？”
他张嘴说了几个字，我听不清，把耳朵凑到他面前。
他说：“回去……睡觉。”
到底还是顾念我，心头微微一暖，我的眼眶顿时发红：“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里陪着你。”
“我有……护士。”
“我知道。”
不知哪里闪过一阵疼痛，他用力咬了咬牙，身子卷起来，手紧紧拽住床单，出了一头冷汗。
“不舒服吗？”我紧张地看着他，“我去叫医生。”
“不……”
他急促地喘气，又似被痰堵住，想咳嗽，又咳不出，胸口发出嘶鸣之声，脸顿时憋得通红。
我冲出去叫护士，护士进来摇高了床背，半抱着他，轻轻拍打他的背助他排痰。折腾了十几分钟，他精疲力竭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我本已疲惫不堪，见他像婴儿般虚弱无助由人摆布，仿佛随时都可能出事。一时间又急又怕，睡意全无。我去二楼餐厅吃了点东西，又喝了杯滚烫的咖啡。回来时，在病房里看见了rené。他的身边还站着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穿着护工的衣服。
“rené，这位是？”我端着咖啡，顾不得礼貌，指着那个小伙子问道。
“江浩天先生给介绍的一位护工，叫小穆。他父亲重病时是他照料的，非常专业、也非常仔细。我怕护士们忙不过来。再说，alex病起来不好伺候，脾气特大还别扭。在苏黎世的时候就把leo和他爸折腾得够戗。就他爷爷有时过来吼他两句，还管用。”
我莞尔。这段描述完全符合沥川在我心中的印象。沥川不想让任何人看见他的虚弱，尤其是我。在这一方面，他异常顽固，我已领教多次了。
“嗨，小秋，你的黑眼圈太吓人了，快回家睡一会儿吧。这里有我，你明天再来。”
我坚决摇头：“我不放心，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待着。”
“你已经七天七夜没好好睡了。”rené观察我的脸，“别沥川的病好了，你倒下了。”
“不是我不想睡，可是，万一发生了什么意外……”我的嗓音不自觉地颤抖起来，“我是不会原谅自己的！”
rené想了想，说：“这样吧。icu房外有家属休息室，你去那儿休息吧。”
“rené，”我忽然说，“我得洗个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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