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零九章 波茨坦的首映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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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幕的当天,《小偷家族》上午十点在波茨坦广场首映。
北野武有点牢骚:“将一部日本片放在波茨坦广场放映,好像有些不吉利。”
四五年德国投降,日本还头硬,中美英三国在柏林近郊的波茨坦发了个公告,促令小鬼子无条件投降。
小鬼子不听不听就不听,于是美国老大哥给他们送了两次温暖,从此波茨坦三个字对日本人如同魔咒梦魇,只要他们拜鬼,中国必提。
既然如此,那波茨坦对苏长青来说就应该是福地了。
所谓的首映礼十分简单,没有红毯,北野武和苏长青等所有主创人员在影院门口横排成两行,媒体一阵闪光灯拍了照,连提问环节都没有,然后就开放观众入场了。
这也没办法,许多电影都在这首映的,两百个首映礼主办方没法张罗,想铺红毯搞排场,门都没有。
另外影展也是订货交易会,大量片商会到此看片选货,也没时间和耐心参与繁文缛节,惹毛了他们可能就不看不买了。
到了现场,苏长青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多,欧洲各国的电影爱好者都聚到了德国几条街区内,不知道的还以为这里要举行足球比赛。
还有个感受就是冷,二月的柏林气温基本在零下,苏长青只穿西装打领结,虽然商场里有暖气,还是觉得冷飕飕。
梅露兰·多拉九点半就来了,米色套装外披着一件暗红色的大衣,还真和梅兰这名字挺般配。
苏长青把她介绍给北野武,但没提她是美国人:“这位是梅兰,我的德国远房亲戚。”
见苏长青与梅露兰·多拉用中文交谈,北野武握手之后有些懵逼:“你开玩笑的吧?”
“不算开玩笑,真有点血缘关系,具体多少就说不清了。”
“我看就是开玩笑,好像通过六个人,咱们俩也能扯上关系。”
通过六个人扯上的是社会关系,而且这说法未经普遍验证。
“不用通过别人,我叫你大哥就是了。”
“混蛋,我是长辈。”
梅露兰·多拉听不懂日语,优雅地微笑点头。
北野武才不在乎梅露兰·多拉是谁,简单的首映礼后按照惯例,全体主创陪同观众看了第一场电影。
主参赛单元的影片经过了筛选,关注度比较高,放映厅坐得满满腾腾。
放映期间很安静,毕竟普通的观众较少,里面一多半是同行观摩,或者片商看片选片,即便有人说点什么苏长青也听不懂。
放映一开始,梅露兰·多拉很自然就握住了苏长青的手,然后选了个舒服的姿势,半个身子都靠着他。
苏长青与北野武对视了一眼。
苏长青:“从小惯的。”
“看得出来。”
可能交换电话号码煲电话粥对美国妞真有特别含义,苏长青没料到梅露兰·多拉变化这么快,不然昨晚也不邀请了。
北野武是知道他和八幡晴美关系的,苏长青有种当着大舅子泡妞的尴尬感。
其实苏长青也无奈,重生以后他没泡过妞,都是妞泡他,而且基本都很老套地发生在电影院,也算是献身在岗位上。
电影放映到大半时,梅露兰·多拉在苏长青耳边说:“我很喜欢这部电影。”
呼吸热乎乎的,这电影不催情吧?
影片放映结束,所有人起立鼓掌,主创人员鞠躬感谢。
掌声很热烈,看得出大家都被感动了,不过面对几个亚洲人,观众们谁也说不出什么,面面相觑、大眼瞪小眼鼓一会就散了。
北野武松了口气:“冻死我了,必须得回去冲个热水澡。”
几个日本人都冻够呛,一窝蜂哆哆嗦嗦回酒店了。
苏长青也很冷,好在波茨坦广场是个吃喝玩乐一体的综合性商城,赶紧找家男装店买了件合适的大衣。
早上出门的时候苏长青建议过带大衣,首映礼时不方便可以请专门的人保管,搞完了仪式就穿上。
然而大家还是受了同住在丽景酒店其他欧洲影人的误导,看他们穿很少于是都不好意思带,结果冻出鼻涕泡。
为了在日本人面前不跌份,苏长青也没带大衣,来波茨坦广场的路上还问过北野武:“听说你们小时候故意穿很少的衣服,在冰天雪地中锻炼意志和体魄,是不是特别不怕冷?”
结果北野武眼睛瞪老大:“谁说的?我小的时候缺医少药,冻出肺炎是会死掉的,日本人又不是傻瓜,怎么会故意做这种事?”
人云亦云真害死人,苏长青明知日吹文章不靠谱,可关键时刻反弱智还是不够坚定。
他当然可以回酒店拿大衣,不过距离太远了,带着梅露兰·多拉回去也容易引起误会。
苏长青不怕别人误会,而是担心梅露兰·多拉可能误会是带她回去进入主题的。
这有些唐突,如果她感觉被冒犯,苏长青很冤枉。
如果没感觉被冒犯,那关系可能就复杂化了,万一以后感情上满足不了她的要求,会直接影响到事业发展。
梅露兰·多拉看完电影一直很兴奋,拉着苏长青越过几条街,进了一家巴伐利亚风格的餐厅。
服务员都是金发姑娘,扎成两条辫子,穿着巴伐利亚围裙,脸颊红扑扑,健康高壮。
梅露兰·多拉点了啤酒,然后猪脚香肠等等肉食上了满满一大盘。
她告诉苏长青:“这些德国姑娘的围裙结位置可是大有玄机,蝴蝶结系在左前侧意味着单身,系在右前侧表示已经订婚或已婚,如果系在正中间那才是单身,倘若喜欢的话,你就可以请她喝一杯。”
“我喝不过她们。”
茜茜公主就是巴伐利亚姑娘,苏长青小时候就看过电影,真是漂亮得很,其他的也就算了。
餐厅里很热闹,隔壁几桌德国人梁山好汉似的大口喝酒大块吃肉,苏长青胃口不大,只能用聊天填充时间。
梅露兰·多拉盛赞《小偷家族》很感人也很深刻,最后问苏长青:“这么好的故事,为什么写成日本社会,直接拍成中国电影不好吗?”
苏长青几大口啤酒下去透心凉,摇了摇头:“不好,这个故事只适合日本。”
“为什么,这是个很感人的故事,放在哪都一样。”
价值观不同最好别深谈这类问题,基本谈不下去,还破坏气氛。
苏长青慢慢地将猪蹄上的肉分离下来:“我比较了解日本社会,放在那最合适。”
之前他和杜可可也探讨过这个问题,记得当时说:“我不觉得这故事感人,反而令人透心凉。”
杜可可也有些意外:“为何这么说?”
“影片中的六个人蝼蚁般生活在逼仄的房间里,冬天瑟瑟发抖,夏天汗水涔涔,吃偷来的食物,用偷来的香波,温暖感人在哪里?
女大学生与风俗店里与客人拥抱流泪,惯偷犯男人教捡来的孩子叫自己爸爸,所有人像一家人一样整整齐齐地坐在屋檐下仰望烟花,这真是温馨吗?
他们活在孤岛上一般与世界脱离,自称父亲的男人躺在那吊儿郎当地说笑: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
安于苟且,难道这就是生活的意义?
这部电影没有多少社会批判,试图通过温情来逃避问题,完全是小资产阶级的叙事角度。
我们国家或许有比这更不堪的情况,但绝不应该对民众煽动这样的情怀,更不该引导民众习惯并喜爱这样的故事,所以我不在国内拍。”
杜可可给了苏长青一个评价:“杞人忧天,装腔作势。”
吃了两个猪蹄,喝了一大杯啤酒,梅露兰·多拉的眼睛更亮了:“下午你有什么安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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