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一下“曹化淳开京城城门迎闯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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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我其实在第二卷第三十五章的本章说里已经回复过一位读者大大了。

但是还是看到有读者大大不断在评论区提出这个问题，因此特意开一个单章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历史细节完全是可以通过罗列史料考据出来的，所以我就不在收费章节里贴史料水字数了。

首先，我必须再次申明一个历史事实，就是最后【直接】逼得崇祯皇帝上吊的那个群体，确实就是宦官太监。

虽然崇祯上位以后第一个铲除的就是阉党，但是到了崇祯十七年闯军围城时，崇祯皇帝已经对文官集团和勋贵集团彻底失去了信任。

因此当时崇祯皇帝选择将把守北京城门的大部分任务交给了亲信太监，所以李自成后来攻入北京（其实当时那个情况也不算是闯军“攻破”了城门），公公们绝对是要负首要责任的。

这个责任全部推给文官和勋贵绝对是说不过去的。

其次，我要说一下为甚么拥有“明史研究生”人设的男主会倾向于是曹化淳开的门。

曹化淳当时的境况一共有两种说法。

一种是当时李自成由居庸关入迫燕京，担任居庸关守关太监杜之秩衔李自成命令回紫禁城向曹化淳劝降，谈判破裂。

三月十八日下午三时，曹化淳开彰义门（广安门）投降，农民军立即进占外城。

当晚崇祯帝登煤山自缢于山腰下。

第二种是一些读者大大们说的，认为甲申三月时，曹化淳人根本不在京师，早在崇祯十二年二月，曹化淳就已告老还乡，其时已乡居六年。

第一种说法有多种史料佐证，《明史纪事本末》、《国榷》、《明季北略》、《甲申传信录》等史料中，对于此事的记载都是曹化淳“开门迎贼”。

即使对此事迹存疑的，也采取的是一种中立的说法，“时仓卒莫能明也”。

第二种说法，我认真查找了一番资料，发现一些读者大大们可能是将以下这两项资料作为了信史。

一是曹化淳自己作的辩诬诗《忽睹南来野史记内有捏诬语感怀》：“报国愚衷罔顾身，无端造诬自何人？家居六载还遭谤，并信从前史不真。”

二是《武清县志》：“……迨怀宗（崇祯）不讳，义不辞难，亲为含殓。

上疏乞封陵安厝，诚恳悉沥肝膈。

世祖章皇帝监其悃忱，召侍讲幄，准不受职。

时有流言诬以广宁、东直门者，上疏奏辨，奉旨‘化淳无端抱屈，心迹已明，不必剖陈，该部知道。钦此。’”

这个说法是现在一部分读者大大所认为的真相，即顺治皇帝入关来到北京后，彼时尚在天津的曹化淳听说之后，不顾个人的安危，急急忙忙赶到北京，并且上奏顺治皇帝，提出了要重新修缮崇祯皇帝的坟墓的请求，并且得到了顺治皇帝的允许。

这里我要说一下为甚么我觉得《武清县志》不能作为有力的历史证据来反驳《明史纪事本末》、《国榷》、《明季北略》、《甲申传信录》等一系列明末清初的史料记载。

因为这本记载曹化淳三次上疏请求为崇祯皇帝修墓，并且在志中登载了曹化淳奏疏全文的《武清县志》是在乾隆七年（1742年）编撰的。

而其他明确记载曹化淳开门迎闯军的史料，《明史纪事本末》是顺治十五年成书（1658年）；《国榷》是顺治十年开编（1653年），康熙二十二年完稿（1683年）；《明季北略》康熙九年成书(1670)；《甲申传信录》也是顺治十年成书。

也就是说，除了《武清县志》以外，绝大多数记载曹化淳开门迎闯贼的史料都是在顺治十年左右开始编撰的，从时间维度上来讲都要比这本乾隆七年才编撰的《武清县志》更可信。

至于说明末东林党集体陷害曹化淳，反而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为曹化淳对崇祯皇帝的忠心所感动，因此极力为曹化淳平反，这种说法我认为是极其可笑且相互矛盾的。

首先来看《明史纪事本末》，这本史料的编撰者是顺治四年的进士谷应泰，藉张岱《石匮藏书》与谈迁《国榷》﹐广稽博采，成书于《明史稿》和《明史》之前。

这本书成书之后，顺治十七年时，谷应泰因此遭到御史黄文骥弹劾，指斥书中有违碍之处，后经朝廷查阅，书中尚无不妥之处，后选入《四库全书》。

再看《国榷》，它的编撰者是谈迁，从天启元年开始编著，顺治四年时全稿被窃，于是又发愤重写。

顺治十年时，谈迁应弘文院编修朱之锡邀请，携稿赴北京，访问前朝遗老、皇室、宦官、降臣等，阅读公家档案，重新校订，以三十余年编成《国榷》一书，署名“江左遗民”。

然后再看《明季南略》，它的编撰者是计六奇，他家境清贫，二次乡试不中，康熙二年后以教学为业，并开始撰写《明季北略》和《明季南略》二书。

为了编写明朝遗史，计六奇曾先后前往江阴、苏州、扬州、六合、镇江、通州、桐城等地实地考察。

二书资料来源广泛，单是标明出处的史料就有《野乘》、《野记》、《遗闻》、《国难录》、《史略》、《甲乙史》、《幸存录》、《无锡记》、《无锡实录》、《江阴野史》、《闽事纪略》、《安龙纪事》、《粤事记》等七十余种。

最后是《甲申传信录》，编撰者是钱士馨，因为他晚年在北京，亲眼目睹李自成进京，所以记载的都是他本人亲见的，抑或是作者听相关事件的亲历者讲述的史实。

那么问题来了。

我想问一问读者大大们，他曹化淳一个前朝的太监到底有多大的能量，

能让顺治进士谷应泰、江左遗民谈迁、教书先生计六奇，和闯军进城亲历者钱士馨，

分别在顺治十五年、康熙二十二年、康熙九年和顺治十年不约而同地一起污蔑他呢？

而且谷应泰的那本《明史纪事本末》后来是被编进《四库全书》的。

倘或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当真像表面上一面为曹化淳一而再、再而三地平反，一面屡次给曹家后人皇恩殊荣。

那为甚么在“文字狱”最厉害的康雍乾三朝，都没有一位皇帝下令销毁明末清初史料中关于曹化淳开门迎闯军的“不实之词”呢？

再说回《武清县志》，我认为乾隆七年编撰的这本县志如此美化曹化淳是有原因的。

一是因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特有的宗族制度，会让一些地方在文字记录上特别优待美化一些名人。

包括现在的一些网页地方志也会有这种现象，在写到自己家乡的名人的时候，即使这个名人在正史里面是一位名声不大好的奸臣，但是地方志依然会挑这个人好的一面写。

二是因为曹化淳虽然是个太监，但是他那个曹氏家族在清朝受到了康熙皇帝的优待。

比如曹化淳的次兄，曹化雨的后人曹传，就与康熙皇帝关系匪浅，甚至康熙出行到了武清地界时，也会与曹传见面。

曹传的儿子翰林院编修曹涵也受了康熙皇帝的重用，后来雍正元年还当上了《大清一统志》的纂修官。

而且康熙皇帝还曾经亲笔题匾赠予曹家，被曹家奉若传家之宝，悬挂在了曹家祖坟前院的大门口，以此来彰显曹家的圣宠。

由于那块匾额是康熙皇帝所赐，其权威性在清朝无与伦比，许多官员途经武清县时，都要下马拜匾。

后来曹涵当上了清朝的官之后，还重新选址，在武清县东马圈镇附近占了一片约一千亩土地，作为曹家坟莹，当地称之为“曹坟”。

而且曹氏家族不但儿子在清朝都有出息，女儿也都嫁得很好。

曹化淳的侄孙女后来嫁了沧州张氏，生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长大之后嫁给了河间纪家，又生了《四库全书》的主编者之一纪昀。

《阅微草堂笔记》里提到曹化淳也是堂堂正正，丝毫不像是有甚么“文字狱”的样子：“先外祖母言，曹化淳死，其家以前明玉带殉。越数年，墓前恒见一白蛇。墓为水啮，棺坏朽，改葬之日，他珍物俱在，视玉带则亡矣。”

如果“曹化淳开门迎闯军是东林党污蔑”这一说法成立的话，在清朝就变成了——

乾隆朝那个大名鼎鼎的纪晓岚在喊曹化淳侄孙女为外祖母，又在有满朝上下经历严酷“文字狱”的情况下，

不顾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位皇帝对曹氏家族的殊恩与重用，

非要附和前朝的东林党人，在修撰《四库全书》时往对崇祯皇帝忠心耿耿的太监曹化淳身上泼脏水。

而且不仅是他纪晓岚一个人泼，是清朝三百六十多位编撰《四库全书》的高官学者集体附和晚明东林党，一齐往在康熙元年去世的曹化淳身上泼脏水。

曹化淳运气也是真的好。

清朝前期文字狱严查明史私史时，竟然还能顺利地让后代传抄《被诬遗嘱》及《感怀诗》，极力为自己辩诬，家人该做官的做官，该嫁人的嫁人，该生纪晓岚就生纪晓岚，一丁点儿影响都没有。

后来大清亡了之后，隔了四百多年，还能在各种明末小说中充当效忠于崇祯皇帝的正面人物，拳打东林脚踢勋贵，一个为崇祯皇帝修墓的请求能吃了四百多年福利还没吃尽，果然不愧为崇祯皇帝当年最宠信的司礼监秉笔。

“曹化淳开京城城门迎闯王”的问题就解释到这里，接下去男主依然会觉得是曹化淳开门迎的闯王。

我想说的重点是，以男主的视角来看，公公们开门迎闯王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

因为宦官这个群体在封建社会中也是被皇权压迫的一环，就像男主在第二卷第三十七章里认为的一样，

曹化淳开门迎闯王不是背叛了大明，而是他当时已然决定要和人民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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