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24章 政绩量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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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夜的商议最终没有得出结论，高务实虽然知道历史上高拱在这个时期的确是先妥协了一次，并将海瑞调职的，但也不敢肯定眼下高拱和张居正商议之后是否还如旧史。

即便仍然将海瑞调职，其实也不代表就真的放弃了，原本历史上，数月之后高党一反前策，再次出手打击了徐党，朝中斗争更加明显。

高务实始终想不通的是，在这先和后战之间的那几个月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本来已经放弃打击徐党的高党最后仍然选择开战。

实在想不通也只能先放一放，时刻注意观察，一俟情况有变再立刻做出应对。

这夜除了商讨两件大事之外，各门生也分别说了几件“小事”，一些朝政上的具体事务高务实目前并不打算插手，毕竟高拱在历史上已经干得很不错了，而他一个小孩子如果连具体各部的事情都表现得很熟悉，就太不正常，这里头需要一个过程，所以他基本只是在听，没有发表什么看法。

但其中有一个小插曲，引起高务实的重视，乃是涂梦桂提到说，自师相起复，赵贞吉先是避之不迎，继而数次与李春芳私会，师相以大学生之尊又掌吏部，没多久赵贞吉便在李春芳的推荐下掌了都察院，这其中恐有什么关联。

赵贞吉原先也有领导都察院的职责，但那种领导和“掌都察院”不同，前一种情况类似于后世某副市长分管某些工作，譬如说该副市长分管公安，但“掌都察院”则相当于该副市长兼任了公安局长，其中区别其实是很大的。

涂梦桂认为这里头可能有什么阴谋，李春芳可能实际上已经站到赵贞吉一边去了。

高务实心里是同意这个推论的，否则就不能解释历史上赵贞吉去位之后，李春芳为何会惶惶不可自安，最终连续上疏请辞而最终致仕回乡了。

其实后世有史学家对隆庆后期内阁进行研究之后提出过这种设想，不过高务实并不清楚，他是从另一个方面推论：李春芳原本的政治立场就跟徐阶接近，而赵贞吉也是徐阶一派在朝廷里的明棋，因此李春芳跟赵贞吉接近甚至联合是合情合理的事。

内阁现在一共五位阁臣，高拱和张居正历来政见相近，可以算做一派，李春芳和赵贞吉一旦接近就可以另算一派，而陈以勤两不相帮可以算中立派。

李春芳有没有可能和赵贞吉接近？当然有。

李春芳虽然表现得像个好好先生，但不管脾气多好，当着内阁首辅却丝毫没有首辅的权势地位，心中肯定不会痛快，和赵贞吉接近之后，借着赵贞吉掌握的都察院的威势，李春芳这个首辅对百官才能多少有些震慑力。而赵贞吉因为前些年被打压得太狠，此次忽然一步入阁，根基上自然不足，所以他既需要徐阶留下的政治资源来夯实基础，又需要李春芳这个首辅为他树大旗、打掩护。

李、赵二人完全有联合的基础，也有联合的必要。

高务实想到这里，忽然有些明悟：高拱如果打击徐阶一党，实际上不就是在打击赵贞吉的政治基础？那么李春芳肯定不肯，因此李春芳上疏力保徐阶就说得通了——并非因为他只想做个好好先生，而是因为一旦徐阶倒下，那么赵贞吉多半也要倒，赵贞吉一旦倒了，他李春芳就真的只是个挂名首辅了，至于他为徐阶求情却被海瑞直接怼了回来，那是海刚峰太牛，没办法的事。另外，李春芳也知道，这件事陈以勤不会跳出来跟高拱对着干，因为陈以勤对徐阶当初的做法也是有所不满的。

结合原本的历史，高务实很清楚，陈以勤是真正一贯坚持“君子不党”的，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他这个坚持现在有一个很为难的点，他和高拱是裕府同僚，偏偏和赵贞吉又是同乡，无论他偏向哪一边，世人都会觉得他党同伐异。

陈以勤除非改变其为官的基本原则，否则就只能中立。

那么内阁就成了二对二，看起来好像是个僵局。

但高务实心里清楚，这个所谓的僵局里头有两个不稳定因素。

第一个不稳定因素在于张居正，此人看起来一贯站在高拱一边，甚至此次高拱起复，他就在其中出了大力。然而他之所以出大力使高拱起复，源头在于他想利用高拱来对付赵贞吉。实际上张居正作为徐阶的得意门生，徐阶的留下的政治资源一直被他默认为自身力量的一部分，但赵贞吉的入阁让这一力量分化了，这就让张居正十分不满。或许徐阶当时的初心是让赵贞吉在内阁里头配合张居正，谁料赵贞吉倚老卖老，视张居正为后生晚辈，对其颐指气使，甚至当众称呼张居正‘张子’(无风注：大抵相当于现代称呼某人为“小张”)，张居正一贯耻居人下，当然不能接受。

所以张居正站在高拱一边，怂恿高拱成为抗赵先锋，根源并不是他真心实意尊高拱为魁首，而是利用高拱的性格和高拱的圣眷为自己击败派系内部的敌手。一旦高拱顺利完成这一使命，张居正肯定分分钟调转矛头对付高拱——历史上他就是这么干的。

第二个不稳定因素正是高拱的圣眷。眼下的内阁二对二，其实高拱实际上肯定占优势，这个优势就是圣眷：皇帝对高拱言听计从。然而全天下只有高务实知道，隆庆帝只有两年的生命了……他驾崩时年仅三十五岁。

隆庆帝若在，高拱无论在不在首辅位置上，他都是实际上的首辅。隆庆帝若是驾崩，则这种圣眷顿时消失：无论万历小皇帝还是后宫陈太后、李太后，他们对高拱可没有那种近乎亲情一般的信任，到时候所有阁臣其实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而后宫真正信任的反倒是宦官——后宫不了解阁臣，只好信任宦官。然而信任宦官不代表信任此时的掌印太监孟冲——他是高拱推荐的，而且并非两宫太后的身边人。陈太后无心干政且不去说，李太后因为皇帝儿子尚未成年的关系，想不干政也不行，而干政就必须掌握司礼监，于是用自己身边的冯保取代孟冲几乎是必然选择。

然而历史上高拱不肯让冯保为司礼监掌印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冯保乃李贵妃亲信，又是太子的“大伴”，一旦将来太子登基，指不定冯保就成了下一个王振。

高拱的这个“预判”当然不是没有道理，因为后来魏忠贤走的也是这条路。而作为文臣领袖的首辅而言，压制宦官是其正常选择，尤其是类似王振那样的权宦，在文臣看来是绝不能接受的。但高拱没有料到的是，冯保因为是李太后的亲信，而李太后对万历过于严格，导致冯保也只能充当一个严格的监督者，并没有跟万历建立太过于亲密的羁绊，结果万历亲政之后除了鞭尸张居正之外，接下来第一件事就是放逐了冯保——放逐了事，可能还是给了李太后面子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