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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朗机炮射速快的特点非常符合幺鸡所提倡的火力压制战术，给每门佛朗机配备二十个药室的话，理论上只要炮兵阵地不被威胁和摧毁，就能给对面的辫子造成重大杀伤。
要是取消红夷大炮，光用“康格里夫火箭”加“大小佛朗机炮”的远近组合似乎也说得过去，简化成三种火炮的话，不但培训炮兵较为容易，而且后勤供给的压力也会降低不少。
造出一两百门“小拿破仑炮”。就可以把新军和勇卫营装备的“大小佛朗机炮”连同其他火炮都发给杂牌军了。
“小拿破仑炮”就是m1841型6磅（）野战炮，最大射程接近一千四百米，但丢给大明的匠才们来打造的话，能有一千米的射程就算是万幸了。
较于“大拿破仑炮”（m1857型12磅公斤野战炮）近两公里的射程，“小拿”的确有些迷你，但重量（390公斤）也只是plus版（1110公斤）的35%。
在机动运输的时候，“小拿”用两匹驮马就能轻松拖拽，而“大拿”一吨多的重量就很坑了，亚洲马的力量远逊欧洲马，炮兵的驮马也比不了骑兵的战马。
所以“小拿”虽然射程低威力小，可相对来说造价也低，而且机动性更高，更适合明军现有的畜力来拖拽，幺鸡不可能为了每门“小拿炮”，再去准备两匹好马。
考虑到如果山寨版射程实在太低的话，势必会加长炮管，进而增加火炮的重量，“小拿”可能变成“小肥拿”，那就完全没必要考虑更加笨重的“大拿”了。
这款武器的具体参数那就不能让老汤知道了，作为制炮的行家里手，让他看一遍，基本就算废废了，自己没法做“外卖”了，这款小炮说不定还能忽悠来一万外国炮灰呢。
火炮跟飞艇有所不同，让老汤上去随便看，甚至升空试飞都可以，因为老汤从来没见过这种武器，别说核心技术，就连基本的构造都全凭臆测，研究得从头开始，火炮就刚好相反。
老汤作为高参对朝廷贡献很大，可相对而言，一群西洋术士也被皇帝允许四处盖房子并能说教百姓，这是互利互惠的合作，幺鸡没理由把自己所有的底牌都翻开给对方看。
市面上已经不存在技术保密的东西，获取的成本自然不会高，可要是某款武器是蝎子拉翔——独一份的话，那就奇货可居了，你不买的话，别人就买去了。
所以无论是“康格里夫火箭”还是“拿破仑炮”都算作保密级别最高的武器，幺鸡连提都不提，让老汤知道有迫击炮、连发枪、手榴弹这三种新式武器就算是仁至义尽了。
烂泥皇帝得到之后，结合飞艇得天独厚的特点，不说在战场碾压法军和瑞军，起码在钢正面的时候能够利于不败之地了。
如果在此基础上再加上“康格里夫火箭”的话，那么胜利的天平肯定会向二哈家族这边倾斜的，那某太子就无法实现武器拍卖价值的最大化了。
尤其是玩“排队枪毙”的时候，双方距离不足二百米，而烂泥部队这边忽然飞出去一百多个炸药包，瞬间就能把对面上千人给炸残废了……
反二哈联军或许不怕飞艇的袭扰，也不怕乱飞的炮弹，但绝对会害怕“飞天炸药包”。
那可是实打实的数斤装的炸药，外加几百枚铁柱，落到步兵方阵里就会撂倒一大片！
土炮多了也能吓死人，烂泥皇帝弄上三五百门，等到双方十万人的决战时拿出来。
毫不夸张地说，没有盔甲防护的火枪兵在战场上都会成为炸药包的猎物……
幺鸡是不会让自己麾下的火枪兵在零防护的程度下上战场的，新军的步兵都是装甲步兵，简称“装甲兵”，如果算上扔手榴弹的话，那就是“装甲掷弹兵”。
防具是鸡头盔和覆盖躯干及膝的重甲，武器标配一支滑膛燧发枪、刺刀、五枚手榴弹、小型弩箭，要是银子足够多，再给每人配备一支手炝。
反正辫子普遍装备的清弓是无法直接射死自己的“装甲掷弹兵”，被皇太鸡的红夷大炮打死只能认命了。
好在红夷大炮的射速很慢，精度又不高，皇太鸡也不大可能把手里的所有红夷大炮都带进关，遇到飞艇空袭，辫子的炮兵阵地就直接废废了。
纯步兵方阵要硬钢骑兵，由于没有马匹的辅助，即便有拒马阻挡，总归是处于守势的，除非有战车的助阵才有胜算。
面对辫子数千骑兵的突击，步兵心里多少都会心生恐惧，导致方阵难免慌乱，必须有压阵的武器才行。
兵法所谓：车胜骑，骑胜步。
如果将战车和步兵有机的结合起来，整合成一个可以互相配合的战斗单位，那么先不说战胜骑兵，起码不会被对方按在地上狠狠地柔躏。
战车的作用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便早已体现出来，在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中，晋国一次出动的战车就达到七百辆之多。
到三家分晋之前，酷爱使用战车的晋国保有量已经高达四千辆，霸主的实力从战场数量上可见一斑。
到了战国时期，各国装备的战车数量虽然还在增加，但由于骑兵的出现，实际作用却在下降。
由于成本高昂，机动性又差，在军中的地位逐渐被更为灵活的骑兵所取代，沦落为辅助兵种。
随着硬质马镫和高桥马鞍的出现，骑兵的作用与地位得到了大幅度的加强和巩固，直到宋代，战车才被重新想起来。
宋朝较于辽、金、西夏三个强劲对手的马政都相差极为悬殊，只能倚仗规模庞大的步兵集群来对抗敌人的骑兵部队。
汾州团练推官郭固提出了“陷阵车”的计划，即以马车为蓝本进行加固，车上五人负责施射，推车十四人，另有六人负责近战，总计二十五人。
宋仁宗对此十分感兴趣，但事后分析到此策弊端颇多，比如非战斗人员数量极大，战车火力又并非极其强悍，难以抵挡敌军骑兵的突击，最后只得作罢。
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被冠以剿寇不利头衔的俞大猷，在好友陆炳买通首辅严嵩之子严世蕃之后，才有机会到大同巡抚李文进手下“戴罪立功”。
面对咄咄逼人的檬古骑兵，一代名将创立了全新的战车战术，以大号独轮车（车轮直径一米五）为战斗核心，装备大佛郎机一门，每组五十人。
其中，破阵攻击队编有十四人，包括盾牌手四人，虎叉手两人，钩镰枪手两人，拔刀手四人，旗手两人。
战车防御队编有十六人，鸟铳手八人，炮手四人，拔刀手四人，本队只负责防守，不参与进攻。
军官两人，各管一组，另有配备十个骑兵和八个辎重兵（每人掌管一匹驮马）。
俞大猷将十三组战车编为一个小营，十三小营编为一个大营，全大营总兵力八千四百五十人，编有战车一百六十九辆，且有十倍于战车数量的骑兵负责防守反击。
一年之后，李文进凭此五千精锐，大败两万檬古骑兵于安银堡，追击上百里，旋即将战果上奏朝廷。
明廷上下大为欣喜，立刻下令京营成立战车营，编制照搬大同边军规模，现有的京营的车营便由此而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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