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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或定陵里头的万年灯再燃得亮些，徐文壁便可发现，在朱翊钧回身的那一刹那，他脸上的表情其实并不是寻常皇帝亲眼见证帝国走向衰落的愤郁或惊惶。
事实上朱翊钧的内心平静极了，在他转身的那一瞬，他历史研究生的身份又一次发挥了作用，他的知识储备通过他的大脑告诉他，问题还没有到东汉末年汉灵帝亲自出面卖官那样严重。
经过两百多年的科举，大明的官僚系统已然是一部严丝合缝、精密扎实的机器，士大夫们构建出了这套体系，自己亦俨然成了这架庞然大物上的一枚枚小小螺丝钉。
螺丝钉自然是可替换的，不可替换的也无所谓再在这架机器上多凿几个凹槽，若论制度性卖官，哪代都比不过后面的清朝，大清不照样苟延残喘到了二十世纪？
朱翊钧只是觉得有一丝悲凉，他想朱翊镠先前说的可真都是大实话，谁来当官都一样，谁来坐这个位置都一样，都是螺丝钉而已，换了哪一枚，大明的这部机器都照旧运转。
朱翊钧在这一刻感到了一种无力，他转过头的时候真想当即就冲他身后的那群勋贵大臣吼出他在未来知道的那些历史事实：万历皇帝花了八百万两白银修的定陵在一九五七年就被悉数发掘打开，现在再追投六百万两白银置办的陪葬品也受考古水平影响大批量地变硬腐化，万历皇帝精心建造的这座豪华坟墓反成就了大明其他皇帝万世不朽的愿望。
反正这六百万两白银注定是要四百年后的某一天集体化为灰烬的，何必要为了一捧灰再在这架摇摇欲坠的机器上费力多拧几个螺丝钉呢？
但话到了嘴边，朱翊钧那充满知识的理智大脑又替他将这番话咽了下去，这番话在这个时代就跟“从故宫到十三陵自驾走高速只要一个小时”一样荒谬，荒谬到连具体解释起来都无从着手。
朱翊钧瞪着徐文壁调整情绪，朕想要钱就是为了将大明这架机器拆解重建，小不忍则乱大谋，朕决不能冲动。
只要有了钱，说不定将来的哪一天，朕还真能在故宫里头开大奔。
但前提是首先要设法将紫禁城变成故宫，再让大明造出大奔，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所以必须要先有钱。
徐文壁见皇帝神情肃穆又似露哀戚，却立在原地久不开口，一时也不知该不该跪下小小地请个罪。
毕竟按照大明现实的财政状况，想要凑出六百万两银子单拨给皇帝修陵，不开捐纳是绝对不可能的，但卖官鬻爵这种事呢，由皇帝自己说出来终归是不大好听。
徐文壁既然替皇帝说出来了，当然也做好了随时请罪的准备，他知道皇帝是不会怪罪真心想为君分忧的臣子的，所以无论皇帝给出的是甚么反应，他都能欣然接受。
但朱翊钧此刻不上不下地瞪着他，既没有佯怒的兆头，也没有应允的态度，这让徐文壁有一点不安，
“是卖官鬻爵。”
许是地下玄宫气氛鬼祟，徐文壁忽一闪念间，突然觉得皇帝的瞳孔里似乎住着另一个非生于此世间的陌生灵魂，于是他清了清嗓子，主动打破了这一场诡异的对峙，
“世宗皇帝时，浙江、南直隶外御倭寇，四川、湖广、云贵等地采伐巨木，陕西、宣府备战兵荒，皆以捐纳而解，民间输纳银粮，朝廷授以冠带，旌表义官，并无不妥。”
朱翊钧一听就知道徐文壁是在为皇帝的面子避重就轻，明朝的“冠带”往往有官之资格，无官之实任，一般是富民或商人买来免除杂泛差役的。
它名义上虽然可被称为“义官”，但实际上更近似于一顶“荣获朝廷表彰”的虚衔，因此基本上任何拿得出钱来的报捐富民都有权利购买冠带，也因此这种“冠带”荣誉到了晚明便变得相当便宜。
毕竟需求创造供给，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朝廷既然垄断了买卖冠带的利润，自然也要面对冠带泛滥的结果。
尤其这种副作用并不是万历一朝造成的，从景泰初年开始，朝廷就用大举捐纳来挽救财政了，徐文壁怎会预料不到冠带泛滥？
正是因为知道仅仅靠出售冠带是筹措不到六百万两银子的，所以朱翊钧真正关心的是捐纳中的“大捐”，即捐纳实官、实缺、或监生这样的选官资格。
朱翊钧清楚地记得，明朝捐纳例中的“大捐”是从嘉靖年间开始放开的，到了万历十六年，“大捐”的行情定然起了重大变化。
这种变化徐文壁避而不谈，朱翊钧便总是有点不大放心，卖主都不知道货物的价钱，又怎能保证交易公平呢？
何况在朱翊钧的心目中，“民选官”是任何一种官职任命方式都不可替代的上乘制度，倘或实官、实缺能用钱买来，那之前奋力推动马户“民选吏”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确无不妥，只是为营建而开捐纳，总让朕想起武宗皇帝因豹房之造费银冗滥，实非国家之福。”
朱翊钧想了一想，决定不完全将话说死，于是又补充道，
“事关大利害，此事须待朕回銮之后，再行计议。”
徐文壁见朱翊钧没一口回绝，便以为皇帝是赞同了通过开举捐纳筹款，忙附和道，
“皇上说得是，事关户、工、吏三部，自然不可不慎重。”
朱翊钧笑了一笑，随口敷衍了徐文壁两句，又接着将整个墓室仔仔细细地参观了一遍，这才率众臣走出玄宫。
阅览完寿宫之后自然就是下旨颁赏于在工之臣，尔后一行人便驻跸至永陵监南的感思殿行宫，这座行宫修建于嘉靖十六年，显然是为帝陵的附属建筑之一。
朱翊钧挥退了谢恩的官员后，喝了一盏茶，即向张诚说起了徐文壁开举捐纳的建议，
“朕前读史书，见汉灵帝时，开鸿都门榜卖官爵，不想今日朕亦不得不步其后尘。”
张诚何等聪明，闻言即回道，
“皇爷与汉灵帝所为不同，汉灵帝卖官鬻爵，是为一己私欲，而皇爷开举捐纳，是为我大明江山万年之计。”
朱翊钧低头笑道，
“哪来的‘万年’江山？没有的事，只要是卖官鬻爵，只要卖的是实职、实缺，最终都是摊派到百姓头上。”
张诚道，
“奴婢觉得，这道理不完全是这样讲的。”
朱翊钧问道，
“哦？那该怎么讲呢？”
张诚答道，
“史书载汉灵帝卖官鬻爵，指责其挥霍无度，以致国库空虚，但奴婢要为汉灵帝说一句公道话，汉灵帝这个昏君，当的着实是有些冤枉的。”
“众所周知，东汉时并无科举，朝廷任命的各项官职本来就都被世家豪强把持，尤其到了汉灵帝在位时的东汉末年，在朝廷收取的各项正式赋税之外，当时任职于各地的豪强还拼命为自己的门阀和家族敛财，甚至私募兵丁，希望依此扩展势力、操控朝局。”
“换句话说，汉灵帝卖出的职爵，按照当时汉廷既有的‘举孝廉’的选官方式，即使汉灵帝一文钱都不收，规规矩矩地依照朝廷的制度选官、任官，能成为汉廷地方官的，仍然是那些门阀豪强，或是门阀豪强座下的门生故吏。”
“百姓该被苛剥的依旧被苛剥，豪强该壮大的依旧在壮大，黄巾军要造反的终归还是要造反，这是全没有办法的事，本来应由朝廷来管的百姓都被豪强管去了，豪强贪婪无忌，兼并了天下几乎所有的土地，当时那种情形下，汉灵帝就是汉光武转世，也不大可能再将局面扳回到东汉初年了。”
“所以后来汉灵帝亲自出面卖官，甚至亲自在西园与即将上任的地方官讲价，奴婢以为，这实际是汉灵帝在试图延缓汉室衰亡一种合理举措，地方官既然个个都贪墨苛剥，争相为各自的门阀效力，那对于汉灵帝来说，无论用谁、用哪一派、用哪一族、用哪一支势力的人去当官，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在这样的前提下，汉灵帝想从地方官贪墨的钱财中正大光明地分一杯羹是极其合理的，全天下都知道大汉王朝的地方官们贪污受贿、搜刮民财、兼并田土，但是较真起来谁都不承认，汉廷又不敢依此将那些门阀豪强论罪处置，可放任这些钱被豪强和地方官独吞呢，汉灵帝又不甘心，因此便只能用这种看起来十分无理的方式，去分肥地方官手中那些被从民间搜刮而来的财富。”
“当时的汉廷从上到下都已然是貌合神离，军阀混战、分崩离析的结局已是近在眼前，除了卖官鬻爵，汉灵帝是再也找不到第二种方法能让地主豪强持续性地向朝廷缴纳如此巨额的‘税款’了，以汉灵帝的处境而言，卖官鬻爵就是削弱豪强财力、集中朝廷财权的最佳方式，这个道理若不讲透，单从史书记载来评价汉灵帝，是绝不公道的。”
朱翊钧听罢这一番话，捏在手中的茶碗好半天没能放下来。
他当然不是为张诚这一番宏论的别出心裁而感叹，他当了一年多的皇帝，早就领教了张诚三百六十度无死角地为天子的任何行为强加开脱的能力，对于这一点，朱翊钧早就见怪不怪了。
让朱翊钧真正有所触动的是万历皇帝，或者更文艺点儿说，是这具躯体中那缕已然消逝的灵魂，朱翊钧觉得自己在这一刻谅解了这缕灵魂。
他想，虽说后世史学界的评价是“明亡于万历”，但万历皇帝是值得谅解的，无所制约的权力才是统治者真正的精神枷锁，背叛阶级的个人终究是稀少的。
万历皇帝长期浸淫在身边宦官的这一套理论中，能坚持到万历二十四年才开始征收矿税已是属于万里挑一的意志坚强者了。
朱翊钧的意志虽然没有万历皇帝坚强，但他的知识水平恰到好处地弥补了这一点，
“话虽如此，可东汉的门阀豪强中未必就没有一个爱民如子的清官，而汉灵帝的卖官鬻爵，却是将这些门阀豪强中可能出现的清官一个个地被逐步筛选于东汉官场之外。”
“以汉灵帝当年所定‘官价’而论，东汉官爵的买卖价格皆以其年俸而计，如年俸二千石的官位标价是二千万钱，年俸四百石的官位标价是四百万钱，也就是说官位的价格是官吏年收入的一万倍。”
“这还不算，汉灵帝还要求做官的人在调迁、晋升或新官上任之时，都必须先向朝廷支付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官位标价，这样换算下来，一个在东汉末年做官的人，在走马上任之前，就要支付相当他二十五年以上的合法薪俸。”
“即使汉灵帝之后允许‘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可这样的官场，不是就等于在逆向淘汰清官吗？朕见史书有载，当时被任命为钜鹿郡太守的司马直就不愿意通过刮搜民脂民膏来缴纳这笔‘做官费’，于是屡次称病不就，不料朝廷再三催促，司马直宁折不弯，在行至孟津关时吞药自尽，以死谏言汉灵帝收回成命。”
“汉灵帝卖官鬻爵或许有其不得已之处，可比起汉灵帝，朕于司马直，却更是不忍啊，后世总说桓灵二帝理应‘亲贤臣，远小人’，但倘或贤臣一旦坐在了官位上便成了小人，小人离开了官位就变回了贤臣，桓灵二帝又该亲近谁去呢？”
张诚默然片刻，道，
“东汉史籍，皆由世家高门子弟所书，自然多偏向于门阀豪强，只是以东汉末年的情形而言，聚敛之过实不应全数归咎于汉灵帝。”
朱翊钧淡笑道，
“倘或一个皇帝总让贤臣变成小人，那他怎么也不能称得上是一个毫无过失的明君。”
张诚见皇帝笑了，便知朱翊钧在心里其实是赞成自己的观点的，
“汉灵帝主政于东汉末年，东汉未开科举，自是明君难为，但此捐纳之策若实行于本朝，情形则与东汉大不相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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